當程序變成武器：2024–2025 台灣憲政拉鋸的完整解讀
過去一年多，台灣的政治新聞幾乎每週都有「違憲」、「濫權」、「不副署」這類關鍵字出現。社群媒體上，藍綠白各陣營的懶人包滿天飛，每一方都言之鑿鑿說對方在「毀憲亂政」。但如果你真的想搞懂發生了什麼事，這些情緒化的敘事幫助有限。
這篇文章的目的很簡單：把「可驗證的事實」和「立場式敘事」拆開，讓你自己判斷。我會用三個層次來講這件事：
- 發生了什麼（時間軸）、
- 法條怎麼寫（制度底座）、
- 以及社群在吵什麼（爭議拆解）。
為什麼 2024 之後所有衝突都往憲法法庭丟？
要理解這場憲政風暴，得先看清楚 2024 年選舉之後的政治結構。
2024 年總統大選，民進黨的賴清德勝出，但立法院的席次卻形成「藍白大於綠」的格局——國民黨加上民眾黨的席次超過民進黨。這在台灣民主化以來是相對少見的「分立政府」狀態：行政權（總統與行政院）由一個政黨掌握，立法權卻由另一方佔多數，上一次是在 2000 年至 2008 年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。
這種結構會產生一個可預期的後果：雙方會不斷衝撞，而且衝撞的路徑會非常固定。立法院多數會用立法、修法、預算審查、調查權等工具來推進政治目標；行政院則會用覆議、釋憲聲請、暫時處分、甚至政治動員來回應。最終，很多爭議會被推到憲法法庭，請大法官來當仲裁者。
問題是，當仲裁者本身也變成戰場的時候，整個制度就會開始動搖。
時間軸：把事件順序講對
在進入爭議分析之前，我們需要先把時間順序釐清。很多社群討論的混亂，正是因為把不同事件的因果關係搞錯了。
2024 年：國會擴權爭議與憲法法庭判決
2024 年 5 月，藍白多數在立法院推動所謂的「國會改革法案」，外界常稱為「國會擴權」。這批修法主張強化立法監督，包括擴大調查權、要求行政機關與私人提供資料、設計對官員「藐視國會」的制裁機制等。民進黨與公民團體則批評這些設計有違憲疑慮，可能變成政治鬥爭工具（去年五月的時候我也發表相關看法）。這波衝突曾引發議場激烈肢體衝突與大規模街頭抗議。
（延伸閱讀：立法院國會改革修法引發的爭議與衝突）
行政院隨後向憲法法庭聲請審查。2024 年 10 月 25 日，憲法法庭作出判決，認定國會改革法案中的「關鍵部分」違憲，包括要求軍方、私人公司或個人提供資料的某些設計，以及將官員「藐視國會」刑罰化的某些設計。判決同時指出立法過程存在「瑕疵」，並確認總統不負「應立院要求接受質詢」的義務。
這個判決埋下了後續爭議的種子：反對者會說法院偏袒執政黨、司法介入政治；支持者則會說國會擴權本來就越界。無論你站哪邊，這個判決使得「憲法法庭的正當性」成為下一個戰場。
2024 年底至 2025 年初：憲訴法修正與大法官提名僵局
2024 年 10 月 31 日，七名大法官（包含院長、副院長）任期屆滿。賴清德總統在同年 8 月提名七名繼任人選，但立法院在 12 月 24 日行使同意權時，全數否決。2025 年 3 月，總統再度提名七人，7 月再度被立法院全數否決。
與此同時，2024 年 12 月 20 日，立法院三讀通過《憲法訴訟法》修正案，將憲法法庭評議門檻提高到「參與評議的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 10 人」。這個修法的效果非常直接：既然大法官只剩 8 人，而 10 人門檻無法達成，憲法法庭就無法運作。
為了奪回國會主導權並解除憲政僵局，執政陣營與民間團體於 2025 年發動了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「大罷免」行動，目標直指 31 名國民黨立委與時任新竹市長高虹安，企圖透過補選翻轉席次（大罷免之前，我請 AI 做的預測）。
然而，這場被視為「第二次大選」的對決，最終以執政方慘敗告終。
- 7 月 26 日首波投票： 包含傅崐萁、徐巧芯等 24 名藍營立委及高虹安，罷免案全數遭到否決。
- 8 月 23 日第二波投票： 剩餘 7 名藍營立委罷免案亦全數失敗。 最終，這場跨越全台的政治動員以 「32：0」 的結果畫下句點，民進黨未能藉此翻轉「朝小野大」的局面，反而確立了在野陣營在國會的民意支撐力。
由於罷免未能改變國會結構，大法官人事案持續卡關，加上《憲法訴訟法》的門檻限制，憲法法庭停擺超過 415 天，無法作成任何判決。大罷免也導致了民進黨內部派系的爭執，柯建銘總召也在最近還原發動大罷免始末，鬆口表示「每周跟賴清德開會」。
這意味著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的爭議（如預算案爭議、財劃法修法等），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裡，完全失去了司法仲裁機制，台灣陷入了權力分立以來最嚴重的憲政僵持期。
2025 年 11 月至 12 月：財劃法與不副署
在憲法法庭停擺的同時，另一個戰場開啟。
2025 年 11 月 14 日，立法院三讀通過《財政收支劃分法》修正案（這是繼 2024 年底之後的再修正版本），保障全國各縣市計畫型補助款不受中央調整。行政院認為此版本窒礙難行，會造成中央舉債超過法定上限、排擠國防外交等重大施政，因此在 11 月 27 日提出覆議。
12 月 5 日，立法院否決覆議案，維持原決議。根據《憲法增修條文》第 3 條，覆議被維持後，行政院長「應即接受該決議」。
但 12 月 15 日，行政院長卓榮泰召開記者會，宣布不副署該修正案。這是中華民國憲政史上，首次有行政院長對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案行使「不副署」。即便是民進黨，針對這個行動也有不同的看法。
延伸閱讀：
2025 年 12 月 19 日：114 年憲判字第 1 號
就在不副署爭議延燒的同時，停擺超過一年的憲法法庭突然重啟。
12 月 19 日，憲法法庭作出 114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，宣告 2024 年底修正的《憲法訴訟法》違憲，理由是立法程序有明顯重大瑕疵、違背正當立法程序、且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。判決即日起生效，等於把提高門檻的修法推翻，憲法法庭可以恢復運作。
但這個判決本身引發了更大的爭議。因為在現有 8 名大法官中，只有 5 人參與評議並做出判決；另外 3 名大法官（蔡宗珍、楊惠欽、朱富美）拒絕參與，並在判決公布後發表聯合聲明，主張判決「自始無效」。
隔日，中華民國憲法學會發布聲明，質疑以「拒絕參與評議者不計入現有總額」的計算方式，可能逾越《憲法訴訟法》明文，掏空增修條文所要求的 15 人合議精神。
制度底座：把法條怎麼寫講清楚
在社群討論中，很多人會用「合法」或「違憲」這類結論性用語，但如果你真的想判斷誰在硬拗，就得回到法條本身。
副署權：憲法第 37 條
《憲法》第 37 條規定：「總統依法公布法律，發布命令，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，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。」
這個設計的邏輯是：總統的法律公布權並非單方意志，而是要由行政部門共同背書，形成政治責任鏈。條文用的是「須經」，在法律語感上是強制性門檻。因此「不副署」不是一般的政治表態，而是直接卡住法案公布流程的核彈級手段。
覆議制度：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
《憲法增修條文》第 3 條第 2 項規定：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認為窒礙難行時，得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。但關鍵在後半句：「立法院覆議維持原案時，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。」
這意味著：行政院不是沒有工具對抗立法院，它有覆議。但覆議輸了，憲法要求行政院「應即接受」。因此，不副署如果發生在「覆議已走完且原案被維持」之後，就會被質疑是繞過憲法設計的政治責任機制，等同於自創一個憲法沒有明文的「行政否決權」。
憲法法庭評議門檻：憲法訴訟法第 30 條
修正前的《憲法訴訟法》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判決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，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。」
2024 年底修正後，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參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 10 人。作成違憲之宣告時，同意違憲宣告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 9 人。」
爭議的核心在於：當大法官只有 8 人時，新法 10 人門檻根本無法達成，憲法法庭就會停擺。但如果適用舊法，8 人的三分之二是約 5.33 人，也就是至少需要 6 人參與評議。
（延伸閱讀：中華民國憲法學會聲明-憲法法庭行使違憲審查的正當性底線）
114 年憲判字第 1 號的操作是：5 名大法官認為新法本身應受審查，且因 3 名大法官「拒絕參與評議」，可將其從「現有總額」中扣除，使分母變成 5 人，門檻即可達成。這個「扣除拒審者」的解釋，正是憲法學會聲明批評的核心。
爭議拆解：社群在吵什麼？
理解了制度設計之後，我們可以來拆解社群上最常見的幾個爭議論點。
爭議一：國會擴權是監督還是濫權？
支持者說，強化國會調查與問責是民主監督的必要手段。反對者說，要求軍方、私人公司交資料、刑罰化「藐視國會」等設計，已經越界且可被政治濫用。
可驗證的事實是：憲法法庭在 2024 年 10 月判決中，確實認定部分設計違憲，包括要求軍方、私人公司或個人提供資料的某些設計、藐視國會刑罰化的某些設計，並指出立法過程有瑕疵。
從制度評估的角度看，「監督政府」本身沒問題，但監督工具必須符合比例原則、正當程序、權力分立與基本權保障。憲法法庭既然已指出某些設計違憲，表示至少在那個版本裡，立法確實踩到憲法紅線。這不等於「整體監督都是錯」，而是「工具設計錯」。
把判決簡化為「司法護航民進黨」或「藍白全都違憲」，都會讓公共討論退化成陣營輸贏。
爭議二：5 個人作成判決，程序有沒有問題？
這是 114 年憲判字第 1 號的核心爭議。
批判法庭的人說：規則不能邊跑邊改；人不夠就該停審，否則是「程序自助餐」。替法庭辯護的人說：有人惡意不出席造成癱瘓，法庭只能「重新解釋程序」避免憲政停擺。
從法條來看，《憲法訴訟法》第 12 條確實有「迴避」的規定，迴避者可不計入現有總額。但「拒絕參與評議」是否等同「迴避」，法條並沒有明說。
這就是憲法學會聲明的重點：如果「拒審」也能被扣除分母，等於把裁判門檻變成可被策略操作的變數。這會創造兩種互相鏡像的惡行誘因——少數用杯葛讓法院癱瘓，多數用排除杯葛者讓門檻下降、照樣作成裁判。兩邊都能說自己是「為了讓制度運作」，但社會只會看到「規則被人操弄」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把不出席一概稱作「惡意杯葛」需要具體證據（動機、過程、替代方案、是否有依法迴避事由等），否則只是政治標籤。同樣地，把多數意見一概稱作「司法獨裁」，也需要對照法條、判決理由與制度脈絡，不然也是標籤。
爭議三：不副署是合法的憲政工具嗎？
這是目前最激烈的爭論點。
行政院的立場是：憲法第 37 條既然賦予副署權，面對違憲違法的法律，以不副署停止惡法對國家的傷害，是憲法賦予行政院長的責任。若立法院有意見，可以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投票來制衡。
反對者的立場是：副署權在大法官過去的解釋中，是針對「總統」的權力制衡機制，不是給行政院否決立法院的工具。更關鍵的是，《憲法增修條文》第 3 條明定，覆議被維持後，行政院長「應即接受該決議」。既然覆議已經輸了，不副署等於繞過憲法設計，自創一個憲法沒有明文的行政否決權。
從制度後果來看，這個爭議的核心不是「不副署能不能做到」（它確實能卡住公布流程），而是「在覆議被維持後這麼做，是否違反憲法義務」。
如果我們承認行政院可以在覆議輸了之後仍以不副署阻止生效，那等於在憲法沒有明文的情況下，新增一個「行政否決權」。這會改變權力分立的平衡：立法多數的決議可能被行政少數用程序卡死；反過來，未來任何行政部門也都可以拿這套來用。
兩條戰線的共同模式
把「憲法法庭的程序爭議」和「不副署」放在一起看，會發現一個一致的模式：
國會擴權衝突送憲法法庭 → 法庭被指控政治化 → 法庭作成裁判的門檻與程序變成新的攻防焦點 → 行政院在立法衝突中從覆議走到不副署 → 把公布程序變成「實質否決」工具。
這些事件的共同核心只有一句話：誰能用「程序」去改變本來應該由「多數決 + 責任政治 + 司法審查」來決定的結果？實際上蔡彩貞大法官在憲法法庭 114 年憲裁字第5 號裁定協同意見書中也表示她這次的作法就是「非常時期的止血」，她自己用詞非常明確：非常時期、燃眉之急、堰塞湖、最後手段。她甚至承認：5 人不足法定 2/3，但衡量利弊後認為仍可接受，因為公共利益（恢復憲審功能）優先。這正是我說的「例外狀態處理」，不是正常法秩序運作。
不過，當程序規則變成政治戰術，當每一方都可以說自己是「被迫的」、是「為了維護制度」，社會對制度的信任就會開始崩塌。
如何做出屬於自己的判斷？
如果你真的想形成自己的判斷，而不是跟著陣營走，可以用這四個問題來檢視任何一個憲政爭議：
- 是否有明文依據？如果是依條文行使覆議、依法定門檻作成裁判，風險較低。如果是靠「沒有禁止」來擴張解釋（例如把「不參與評議」等同可扣分母、把「不副署」當成覆議之外的否決權），風險就很高。
- 是否存在替代的憲政解法？例如補提名大法官、讓同意權程序正常進行、回到完整合議結構。如果有替代解法卻不做，反而選擇「程序捷徑」，通常就是把制度當成戰場在用。
- 是否創造可被複製的壞誘因？「拒審可降低門檻」和「不副署可否決法律」這兩種操作一旦被承認，未來任何陣營都會照抄，因為成本低、效果大。
- 責任是否清楚可追？覆議輸了仍拒絕接受，責任要能被政治問責。法庭程序若被指控「自我改規則」，司法責任就難以追索，只剩信任崩塌。
社群資訊的三種類型
回到社群討論，你會發現大部分的貼文可以分成三類：
- 第一類是可回溯的官方說法或政治表態，例如總統貼文、行政院記者會。這些不等於正確，但至少可以追溯來源。
- 第二類是價值判斷型貼文，例如諷刺梗圖、「誰更愛台灣」、「誰是網軍」之類的內容。這些幾乎不提供可檢核的事實，主要是動員情緒與陣營認同。當素材看可以，當證據看會出事。
- 第三類是「程序正義懶人包」或「惡意杯葛敘事」。這類最容易混淆：它看起來在講規則、講數字、講門檻，但很多關鍵數字如果沒對到判決書、會議紀錄、法條修正條文，就只能算敘事，不算事實。
分辨的方法很簡單：看它有沒有引用法條原文、判決摘要、或學術機構的正式聲明。這些是硬錨點，可以把敘事拉回制度層次。
這場衝突的真正輸家
憲政秩序的核心不是誰贏誰輸，而是社會能否預期：
- 立法院多數通過的法律，行政院可以用哪些憲法工具反對？
- 到哪一步必須接受？憲法法庭要宣告法律違憲，門檻如何計算？哪些情形可以扣分母？
一旦這兩個「可預期性」被打穿，任何人都能把程序當成武器。公共討論就只剩網路風向戰：誰的懶人包做得更像真的、誰的陰謀論更能激怒對方、誰更擅長把制度複雜性壓扁成一句口號。
這篇文章不替任何陣營背書。但如果你讀到這裡，應該會同意一件事：把「可驗證的事實」和「立場式敘事」分開，是參與公共討論的最低門檻。
至少，下次看到有人說「違憲」或「合法」的時候，你可以問一句：「法條怎麼寫的？判決理由是什麼？學界怎麼評論？」
這三個問題，比任何懶人包都管用。
真正的問題不是誰違憲，而是沒有人願意退讓
回到整個爭議的核心，我自己的判斷其實很直接：
這不是一個單方對錯的問題，而是一個「雙方都不退讓」所造成的結構性僵局。
一方希望掌握立法院的主導權，一方希望牢牢掌握行政權；在這樣的權力拉鋸之下，過去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機制──朝野協商──幾乎完全消失了。於是，本來可以透過政治談判、制度修補、互相讓步解決的問題，逐步演變成一場程序戰、漏洞戰、憲法工具箱大亂鬥。
在這個結構裡，理論上最有空間、也最有責任先退一步的，其實是總統。
不是因為總統「一定有錯」，而是因為在我國的憲政設計中，總統本來就握有最大的政治整合能量與象徵資本。
但我們實際看到的，卻是另一條路線：
在可以協商、可以對話、可以公開討論的地方，選擇不啟動；
在可以補救、可以降溫、可以重建信任的時候，選擇不後退；
轉而在各種程序、法條、解釋空間中，不斷尋找「可被使用、甚至可被濫用」的制度縫隙。
於是，事情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：
沒有單一一方是完全無辜的，但雙方都能在制度中找到瑕疵點去攻擊對方。
你可以說立法院杯葛、可以說憲法法庭程序有爭議、也可以說行政院不副署存在憲政疑義——而且這些指控，在技術上都「各自找得到理由」。
但問題是：
如果大家都只是在比誰更會鑽制度漏洞，那制度本身就已經輸了。
真正能破局的人，其實還是在總統手上
如果一定要問：
誰有能力真正結束這種朝野對立與憲政僵化？
我的答案仍然是：關鍵在總統手上。
不是靠更多圖卡、更多懶人包、更多「我們是對的、你們是壞的」敘事；
而是靠一種面對在野黨、也面對人民的政治智慧。
如果藍白真的惡意杯葛，那為什麼不把協商過程攤在陽光下？
現在有這麼多直播工具、公開會議機制，
甚至可以邀請旁聽、全程紀錄、公開透明地讓選民看清楚「到底是誰不願意談」。
選民本來就應該是民主政治中最大的靠山。
真正有信心的政府，應該敢把協商搬到檯面上，而不是只在事後用圖卡簡化敘事、重寫故事版本。
同樣地，我也必須反問一句：
為什麼憲法法庭的程序與討論，長期以來這麼抗拒公開與直播？
如果憲法裁判的正當性如此仰賴程序，那麼透明本身就應該是信任的基礎，而不是風險。
當政治只剩顏色，民主就會開始退化
我最擔心的，其實不是某一個法案、某一個判決、或某一次不副署。
而是我們整個公共討論的品質，正在快速退化。
當政治討論只剩下顏色：
- 不再區分事實與詮釋
- 不再在意程序與制度
- 不再願意花時間理解脈絡
- 只要貼一個標籤，就立刻站隊、對罵、爭輸贏
那麼我們作為選民，自然也不可能選出一個真正能承擔制度責任的政治人物。
因為在這樣的環境裡，
短期動員永遠比長期治理有利，
圖卡與懶人包永遠比完整論述有效，
加工過的資訊永遠比原始資料更容易被轉傳。
結果就是：
大家疲於奔命地應付選舉，
卻沒有人在為長期制度的可預期性與穩定性負責。
為什麼我要寫這篇文章
所以，這篇文章對我來說，首先不是要說服任何人站在哪一邊。
它更像是一個自我訓練的過程：
- 訓練自己回到源頭資訊
- 訓練自己區分事實、制度、與敘事
- 訓練自己在情緒與立場之外，仍然保有判斷、邏輯與思考能力
因為我越來越清楚一件事：
所有被大量轉傳的資訊，幾乎都是加工過的資訊；
而所有加工過的資訊，幾乎都帶有他人的政治目的與意圖。
如果我們不願意為自己的判斷負責，
那最後我們也只能接受，被別人的目的牽著走。
這不是哪一個政黨的問題，
而是整個民主社會，是否還願意為「理解事情本身」付出成本的問題。